1914 年8 月6 日，星期四
弗朗茨·卡夫卡在布拉格聆听爱国演讲
由马匹拖曳的加农炮座沿着宽阔的大街一路下行，行经轻轨电车。金属撞击的当啷声，伴随着好几种语言的欢呼声，且抛掷着鲜花。然而，卡夫卡没有随着众人高喊。他拒绝牵连其中。他为什么要被牵连其中？精神疾病奈何不了他，但力量仍然强大，无法使他完全不受影响。一如往常，他又被那诚实坦率的疑虑影响，不只质疑周遭环境，更质疑自己：
我觉得自己在碎裂中停置。像艘空船，虽然完整，却被放在碎片中；或是虽置于完整里，却已碎成片段。举目所见，净是谎言、仇恨与嫉妒。净是无能、愚蠢与狭隘。净是懒散、衰败与脆弱……我在自己身上只发现心胸狭隘与犹豫不决的特质，嫉妒、仇视参加战斗的人，全心全意愿他们不得好死。
家族中，已有多位男性受征召入伍。好处是：他终于可以搬出父母家，接收姐夫参军后姐姐被迫搬离的公寓。坏处是：大哥保罗也收到动员令了，所以他必须负责管理家中那小小的石棉工厂 — “布拉格赫尔曼石棉工厂”。他已经受够波希米亚王国劳保局的工作了。通常，他早上八点上班，整个上午都坐在办公室里。他的职位很高，顶着“法学博士”与“主任秘书”的头衔，负责的工作可谓至关重要：制订风险溢酬金，解决与态度顽强的公司的法律纠纷，调查工伤事件，探访工作场所，撰写劳工保护报告书。他非常能干，备受夸赞，已升迁数次，在位于天花板挑高的二楼办公室上班，几乎就在主任办公室旁边。卡夫卡则将整个下午的时光都投入到他唯一感兴趣的事：文学。但是，现在该怎么继续下去？不过，他早已下定决心：“无论如何，我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写作。这是自我保护的奋斗。”
使他对欢呼声免疫的，还不仅是演练到炉火纯青的疑虑而已；他的社交圈多是和他一样说德语的犹太世俗知识分子，几乎没人相信大战一触即发，不管他们认为战争是威胁还是某种宣誓。欧洲的和平已维持了四十多年，不断积累的财富、科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，使大战看起来 — 套句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、文学家马克斯·布洛德的话说 —“ 就像永动机或不老泉一样，根本是愚蠢的想法”。
这种态度，很容易使卡夫卡与布洛德物以类聚。并且使他们无法想象不可能的事；也让他们在各种口号与澎湃情绪即将喷发时，觉得若有所失。才几个星期前，卡夫卡还在浴场惬意地度假，他刚订婚，计划辞去职员工作，搬到柏林，专事写作。
现在，一切全化为泡影。
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他周边，他却能保持无动于衷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：他绝大部分的精力，都用来处理和菲丽丝·鲍尔的婚事，这些令人失望的个人琐事。这是他所选，却非他所愿。他想要有个家庭，却又视独处为最重要的东西。菲丽丝在柏林一家留声机公司工作，她有着太多卡夫卡所欠缺的特质：务实、开朗、外向、充满活力。但菲丽丝想为两人构筑布尔乔亚的生活，对此他却深感厌恶。打从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像支奇异的舞蹈。当菲丽丝后退、表示兴趣索然时，他却大献殷勤、坚持、渴念憔悴。她一响应他那含意复杂的姿态，他又立刻踌躇不前、暧昧着，甚至恐惧起来。此刻，这段感情再次破裂，婚礼的计划全盘取消。他的感觉，既像解放又像被击败。在清醒的大半时间里，他脑中只想着她。菲丽丝，菲丽丝。
当天稍晚，卡夫卡驻足观望一场爱国示威游行，在日记中写道：
市长在致辞。先是听不见，而后又出现，随后又是这句德语的欢呼：“吾皇万岁！”我站在那，眼中满是怒火。这种行伍，就是战争所造就的最恶心的结果。这些德裔或捷克裔的犹太商人都只是为了私利，才不是为了他们高声喊出的那位皇帝。他们当然能集结许多人，一切都计划好了，每晚都要重复，明天和星期日还要再来上两次呢。
1915年11月5日，星期五
弗朗茨·卡夫卡考虑购买战争债券
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天来临。布拉格变得昏暗，更阴郁，也更冷（因此，燃料费与电费也上涨了）。弗朗茨·卡夫卡继续待在劳保局二楼的办公室，和文件、档案夹、各种纸条及档案奋战。
造成这一切的，还不只是源源不绝的参战伤兵。劳动力的不足，使得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门大吉，也让保险系统陷入更大的混乱。此外，还在运转的工厂，安全意外则愈来愈频繁（尤其是军需工业工厂）。一方面是因为原本训练有素的工人被征召入伍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缺乏训练且经验不足的员工；另一方面是因为膨胀的生产速率。经济一直是隐忧之一，政府拨发的抚恤金或许足以供应残障军人三餐温饱，却无法支付后续治疗、安装假肢与再培训的费用。针对这一点，劳保局现在起只能仰赖私人捐款。在布拉格，目前正在发起一项为战争失明士兵募款的活动，目前已募得39 502 克朗与56 格罗申。
卡夫卡的抑郁症仍顽强不退。菲丽丝·鲍尔想联系他，他却避开了，未回任何信。然而，上个月，秋季看似无尽的黑暗中还是出现一缕微光： 他的中篇小说《变形记》出版了（一天早上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可置信的梦中醒来，发现躺在床上的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）。社会上的反应非常正面，一位书评家甚至表示这部作品是一项“神迹”。随后，他又获悉一条令他大惑不解的新闻：今年大名鼎鼎的德语文学奖冯塔纳奖得主卡尔·施特恩海姆决定将800 马克的奖金赠予“布拉格的年轻作家卡夫卡”。目前也已有说法指出，《变形记》即将再版发行。
仰仗民间私人善心的，并不限于对残障军人的照护而已。目前，政府在发行第三波战争公债。没有这些信贷额度，战争就打不下去。这天的《布拉格日报》可以读到鼓励民间购买战争公债的字句：“让我们团结在一起。团结最有力。因此，来认购战争公债吧！”或是：“要想让我们得到胜利，就请购买国债！”整份报纸也用了两页多的篇幅，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刊登购买公债者的姓名以及购买金额。只剩两天了，要买要快。
1917年， 大火后的萨洛尼卡
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：
今天下午，我陷入兴奋的状态。我开始考虑要不要买战争债券；如果要买，又该买多少。我走进商店两次，想要一次购买全部，最后还是罢手。疯狂地计算利率。然后拜托母亲购买1 000克朗的债券，随后再请她把金额追加到2 000克朗。此外，我还浑然不知，有一笔大约3 000克朗的存款是属于我的；获知此事时，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。之后，关于这些战争债券，简直是永无宁日；即使我刚在最生气蓬勃的街头散步了半个小时，各种疑虑还是不断困扰着我。我感到自己仿佛透过购买公债而直接参战：思考着自己将来的经济状况，然后相信，这和我有朝一日能够支配（提高或降低）的利息金额有关。我的狂热逐渐变换，思绪转移到写作上，觉得自己蓄势待发，可以开始动笔，除了写作别无他求；接下来这段期间，我不在乎花多少个夜晚写作，就像怀着心中疼痛，在石桥上奔驰。
1916 年10 月8 日，星期日
卡夫卡写了一篇战争精神官能症的文章刊登在《伦布尔克报》
各种恶性循环如矛与盾般彼此勾结，证明彼此，强化彼此。自从去年4 月以来，卡夫卡就深陷在长期、持久的写作痉挛之中。但是，他不正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写作的吗？还是因为不写作而感到郁闷呢？他开始质疑自己的文学能力。即使夏天在玛莉安浴场的重逢使人由衷感到喜悦，他和菲丽丝·鲍尔的亲密关系却再一次陷入复杂。或者说，拜此之赐，此刻的卡夫卡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和她成婚。（上床？他的罪恶感实在太过强烈了。）未来深切地困扰着他。到底想还是不想？好困难的抉择。
工作也是一样。卡夫卡日以继夜梦想着从军，成为士兵，扛着武器，逃离公务员的世界。但聪明的他也意识到，即使在这儿，他还是得面对“两方势均力敌、同等强烈动机的冲突，两边都是悲愁、烦忧”。
他在劳保局的工作让人难受，却绝非毫无意义。相反的，他的职务可不是一般官僚式、关在办公室的弹珠游戏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他的工作至关重要。一如稍早所述，卡夫卡和同事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成千上万的伤兵复原，奥匈帝国军队一如往常的无感无能已多少成为民间社会沉重的负担。
伤兵的问题包括生病、截肢、失明，还有饱受诸如“炮弹休克症”之类的重度心理与精神官能症问题所扰。卡夫卡对最后这类问题尤为关注。再过一周，德属波希米亚老兵精神病院设置的基金会即将成立，卡夫卡是发起者之一。设置地点选择在伦布尔克，这与他最私密的经验脱不了关系：他去年曾在伦布尔克的疗养院为自己登记治疗抑郁症。
下列文字，正出自卡夫卡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文章：
战争爆发后不久，一阵可怖又可怜的异象席卷了城市的大街小巷。他是刚从前线归来的士兵，他只能拄着拐杖，或以轮椅代步。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，仿佛感到极度寒冷，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寂静的街道上，还被禁锢在前线的经历中。我们也看到其他只能颠簸而行的男人。他们既贫穷、憔悴又苍白，好似被一只无情的手掐住颈子，向前或往后抛掷，举手投足无一不受到折磨。
人们怜悯地望着他们。但随着这种异象不断增加，成为街景与生活的一部分，人们的感受就淡漠了。然而却没人能说出像下列一样的必要解释：
“我们所见到的是精神官能症，大部分由创伤或其他形式所造成。无论我们在街上看到多少发抖、颠簸而行的男性，他们实际的数量绝对还要高得多。而且，这还只是其中一种精神官能疾病，甚至还不是最严重的 — 这些只不过是最明显的。想想那些在前线服役而导致精神官能症的病例：神经衰弱，歇斯底里，癫痫症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们已有数据显示，单是位于内莱塔尼亚的医院就已收容超过2 000 名病患。但还不止这些。我们还必须列入由精神官能疾病造成的众多言语、听觉与脸部肌肉失调症状。位于内莱塔尼亚地区的医院目前已接获超过1 000 个这类的病例通报。然而，神经失调疾病的总数还不止于此，还必须把所有精神疾病都涵括进来。内莱塔尼亚地区各医院总共收容了近3 000 名病患。现在，这些精神官能病患的总数还不完全。这些数据只统计到被送至战线后方医院的病患。”
（本文节选自皮特·恩格伦《美丽与哀愁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》，中信出版社·新思文化2017年10月版，文中图片由新思文化提供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