澎湃新闻 刘筝 制图
姓名：安娜
职业：荷兰莱顿大学神经科学硕士
居住地：荷兰·莱顿
我的室友，安娜，今年33岁，俄罗斯人。去年九月，我们相识于荷兰莱顿(Leiden)。安娜在莱顿大学读神经科学硕士。
在读硕士前，安娜工作了10年。30岁时，安娜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读书的时机。她申请了两年，最后拿到全额奖学金来上学。
（一）
10年前，她从莫斯科市立教育心理师范大学（MSUPE）大学毕业。她在那里读了5年教育心理学，励志于从事特殊教育工作。但毕业后，她赶上了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经济大萧条。出于经济条件的考虑，她放弃了自己的本行，开始了近4年的保姆生涯。
2007年春天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。一些投机机构为挽回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，试图炒高石油价格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国际油价一路走高，创下一桶原油（159升）147美元的高价。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，经济一片繁荣。但随着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，全球金融海啸爆发， 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70%，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。在金融市场方面，俄罗斯央行拥有一千亿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，这笔投资因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破产而泡汤。7月24日，俄罗斯主要矿业集团Mechel的股票价格下跌了38%。俄罗斯联邦移民局（Federal Migratory Service）在11月宣布，1123家俄罗斯公司将临时解雇4500万名员工。12月9日的官方数据显示，失业率在11月中旬达到高峰。12月3日这周的失业人口增加到了13.15万人，俄罗斯食品价格通膨率在11月底达到15.3%。
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，俄罗斯城市索契申办冬奥会成功，政府向人们宣布这将是一场伟大的盛事。但一年后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，同时面临着奥运建设的压力，政府开始削减各项福利补助。原本为鼓励莫斯科学生按专业就业的补助不得不取消，与安娜专业相关的特殊教育工作者的补贴也面临削减。
这一年，开始在特殊学校工作的安娜每月只能拿到400欧元工资，而当时房租大概就需要500欧元。在大学毕业前，安娜预计如果去特殊学校工作，每个月能领到1000欧元薪水。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，拿到第一笔薪水的她觉得困难重重。
“我所在的那所学校气氛很保守，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不平等。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氛围，同时也很难和其他教师打成一片。”不理想的工作环境和低廉的工资水平让安娜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。有一天，她无意间打开报纸，在角落里看见莫斯科一家购物商场正在招聘清洁工，月薪400欧元。她吓了一跳，无法相信清洁工的工资和老师的一样高。她开始思考自己在大学受到的教育，怀疑过去五年是不是都白费了。
当时的安娜想起十年前也郁郁不得志的父亲。
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曾使卢布大幅贬值，许多百姓一夜间倾家荡产。俄罗斯大量公司倒闭，失业率翻倍。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程序员，在这场危机中失业了两年之久。他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数学、物理，是俄罗斯太空猴计划的参与者之一。现实强大的逻辑似乎足以冲破一切，那一年安娜的父亲不得不去街头卖儿童漫画书，全家人都去慈善机构领二手衣物。而父亲的同事，因为无法理解现实的变幻与荒诞，开始酗酒。因为酒精中毒，父亲的同事在经济复苏前就去世了。
有关那一年的记忆，就如同安娜在学校里吃到的土豆，味如嚼蜡，却又深入骨髓。当时学校为多个孩子的家庭提供免费的廉价食物，家里没有食物的安娜便在学校吃了一整年。她记得放学回家后，打开冰箱，里面总是空荡荡的。在经济危机中，安娜的父母面临着离婚的风险。需要在家抚养三个孩子的妈妈开始无止尽地责怪爸爸。一年没有交水电费，让她感到很害怕。有时候因为交不起钱，一家人都被人从家中赶出来。“当时我们找遍了家里的每一个硬币。”
同样是因为经济危机，10年后，作为女儿的安娜得以重新“回味”父亲当年不得志的感觉。“相信我，经历了1998年，后来的一切都变得可以承受。”她这样对我说。
最初安娜想过继续念博士，她的老师邀请她参加一个盲聋儿童康复的项目。但是俄罗斯政府不为博士买单，如果读博士，她的全部收入都来源于在学校教学的工资，同样是每月400欧元。
她还想过去一家自闭症康复中心工作。这一中心研发了独特的自闭症疗法。安娜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，但对方要求她全职义务工作一整年，之后才会看有没有合适的职位，考虑要不要留下她。
在四处碰壁之后，朋友问安娜想不想做保姆。对方家庭有两个小女儿，妈妈需要上班，没法全天照顾。安娜决定试试这份工作。那个月她收到了1000欧元的工资。说到这里，她张开双手，将头向前伸，并瞪大了眼睛。“你敢相信吗？”从工作量的角度看，她觉得相比于学校，保姆的工作轻松不少。她不需要批改作业，不需要写论文，还可以拿到多一倍的工资。“唯一的问题是保姆在俄罗斯不是一份正式的、体面的工作。”
（二）
安娜的父母和其他亲戚几次劝她回到学校。但安娜知道，她需要钱养活自己。她经历了一段很纠结的时期。生活仿佛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过去和未来无法连接起来，曾经的设想都泡汤了，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变得一钱不值。
她一直在与自我认同、社会认同作斗争。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，不想因为职业被人白眼相看。有几次，她也想回到学校，回到教育的岗位上。她时常想起和那些特殊的孩子相处的时光。困难，却有价值。
她甚至产生幻觉，也许断裂才是生活的常态。有一天，她突然发现，因为当保姆的时间太长，无暇保持心理学的训练，她已经把过去学到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。她说，“有时候我很后悔。我会想是不是自己不够崇高，太在乎自己的利益。我是不是应该去选择做更有价值的事？”
在保姆生涯之后，她又去了一家制药公司工作了五年，虽然工资高，但让安娜觉得离自己的内心渐行渐远。安娜面临着人生中的第三个十年。她知道如果此时再不抓住机会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回到校园。她去乌特勒支大学学英语，此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申请，最终如愿来到莱顿大学，拿着全额奖学金读神经科学。“我在过去十年走了许多弯路，现在终于走到了这里。”课余时间她还兼职做过保姆，也做过清洁员。
如今她还会想起，1998年危机过后的一个下午，他们一家人来到重新开张的商店，兴奋得塞了一整个购物车的食物。“我甚至不想吃，觉得占有它们就会感到安全。”
安娜经历危机的那一年，我正在读初中。回想那一年，我也许经历着自己人生中对新闻、对政治最热血的时期。而直到今天，“危机”两个字才从纸面、笔尖苏醒过来，它不断地以立体的形象、不绝的回音敲击着我。我知道，危机不只是十年，它的血肉连缀着上一个十年，也开启了下一个十年。
